写作缘起
王 杨：您在继《小说香港》之后，又有一部《报刊香港》于今年问世。两本著作间隔十几年，但无论从题目还是内容上都有呼应和承续。时隔多年，您写作《报刊香港》的初衷是怎样的？
赵稀方：有人问我为什么写《小说香港》？我的回答是：博士论文命题作文。不过，谈到《报刊香港》，这倒确乎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的香港文学研究开始于1995年，《小说香港》旨在辨析香港的文化身份及城市经验。此后，我转向后殖民理论研究，原因是港台研究中屡屡碰到后殖民理论，聚讼不清，所以希望对这个理论进行彻底清理。后殖民理论相当艰深，国内翻译很少，主要依赖外文文献，所以“一入侯门深似海”，一直到2009年，《后殖民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才完成。其后，为将后殖民原典介绍进汉语世界，又主编了“后殖民经典译丛”（2014）。
无论是文化身份、城市经验，还是后殖民理论，都是从文化研究角度切入香港文学的，其实我自从进入香港文学领域后，一直感到这一学科缺乏基础史料工作。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香港报刊多数收藏在香港，内地学者少有机会看到。因为做起来难度太大，我一直不作此想，但这毕竟是一个学科的致命之处，我一直牵挂于心。在2013年的冬天，我决定放下手头的工作，开始研究香港报刊。
报刊研究真是个苦差事，仅仅一个《小说星期刊》我就看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这个刊物以文言为主，文白夹杂，看起来很困难，不过我以为这是一个被忽略了的富矿，值得挖掘，在《报刊香港》一书中，我专章讨论了这个刊物。看史料的过程中，我时时感到过于枯燥，常有罢手的想法。事实上，我在个人兴趣上偏于理论，喜欢思辨，不太看得上也不甘心把时间一直耗在史料里，但还是坚持下来了。有次碰到台湾清华大学教授柳书琴，她说，做理论的人甘于做史料真不多见。我大概因为岁数大了，在学术上已经没什么功利心了，心境淡了，才有时间慢慢磨一点材料。
王 杨：我记得您说过这本书的写作是从2013年开始，从开始写作到出版经历了6年多，从时间上就能看出创作的不易。这本书史料详实，通过对于报刊的细致考察，还厘清了很多有疑问之处，体现了实证精神。创作过程中，考据工夫是不是比较难的部分？
赵稀方：《报刊香港》写了6年，但谈到查阅香港史料，那就更早了。夸张一点说，我查阅香港史料的地方遍布了全世界。2001-2002年，我在英国大英图书馆查阅《循环日报》微缩胶卷，在剑桥大学图书馆查阅W.Carlton Dawe1895年撰写的小说集Yellow and White。2005-2006年，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查阅到大量香港上世纪50年代美元文化的材料，当时写出了《五十年代美元文化与香港小说》一文，发表于香港《二十一世纪》2006年第12号上。2007年我在台湾成功大学客座一年，2012年在台湾东华大学客座一年，课余时间全在图书馆，系统阅读台港报刊。台湾与香港关系较为密切，很多香港报刊资料在台湾都可以看到。在欧洲，中国研究资料最丰富的是荷兰的莱顿大学，2008年，我在那里查阅了多种香港早期英文材料。我在香港的图书馆待得时间最长：香港大学创立较早，冯平山图书馆、孔安道图书馆等地特藏部藏有较多旧刊；香港中文大学创立时间较晚，且关注当代中国研究，因此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报刊资料比较多。至于内地的图书馆，我自1995年开始就系统查阅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台港藏书。报刊史料考证，的确是写作中比较难的部分，需要花大量的工夫，不过从材料出发，能够有新的发现，也是很让人兴奋的。
我想举两个史料辨析的例子。一是有关于《循环日报》的，二是关于《红豆》的。
文学史中关于香港文学起点的看法，来自于香港作家刘以鬯。刘以鬯1995年在《今天》第1期“香港文化专辑”上发表《香港文学的起点》一文，提出1874年王韬创建《循环日报》，同时创立文学副刊，以此作为香港文学的起点。刘以鬯说明，有关王韬创立文学副刊的说法，来自内地学者忻平的《王韬评传》。我查阅了忻平原书，发现他自己并未见过《循环日报》，创建副刊的说法来自于戈公振的《中国报业史》。再查戈公振的《中国报业史》，发现忻平遗漏了“光绪三十年”这个时间点。也就是说，戈公振所说的《循环日报》创立副刊时间在1904年，而王韬在1884年就离开香港，1897年就去世了。
《循环日报》中国内地不藏，香港大学也只藏有部分微缩胶卷，所藏最全者为大英图书馆。我专门在大英图书馆查阅了《循环日报》的胶片，也查阅过香港大学的微缩胶卷，确认《循环日报》在创刊时并没有副刊。回想当年，自己大清早从剑桥出发，乘坐巴士赶到大英图书馆，在特藏室艰难地调节机器，东倒西歪地看《循环日报》胶片，心中已是惘然。
《红豆》是30年代抗战之前香港最重要的报刊，可惜因为难以查阅，学界认识不清。《红豆》部分收藏于香港大学孔安道图书馆，部分收藏于中山大学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微缩胶片，但多处不清晰。我经过多处查询，互相验证，基本完整地掌握了全部《红豆》杂志。据此，对于《红豆》的种种误解予以澄清。
文学史对于《红豆》的记载主要根据有两处：一是香港文学亲历者侣伦的回忆，二是香港报刊专家卢玮銮的记叙，但我发现，两者的叙述均不太准确。侣伦和卢玮銮都提到，《红豆》开始先由梁国英长兄梁晃筹办，然后由弟弟梁之盘接办。不过，何时接办的却说法不一。卢玮銮明确说，时间是“1937年7月15日”。这个时间肯定是不对的，因为《红豆》早在1936年就结束了。卢玮銮说：“直到1937年7月15日，梁之盘接编以后，就正式在封面标明‘诗与散文’月刊”，这又不对。《红豆》在封面上标明“诗与散文月刊”是四卷五期，时间是“二十五年六月一日出版”，即1936年6月1日。至于卢玮銮以在《红豆》上标明“诗与散文”作为梁之盘接任的时间，则并无根据。侣伦认为，梁之盘接手的时间在二卷一期，改版后的《红豆》“由上海生活书店经售”，这也不对了。《红豆》从由“各大书局报社”代售，改为由上海“生活书店”总经售的时间是三卷一期，而不是二卷一期。侣伦认为“这刊物的特点是不登小说，只登诗与散文”，这明显有误，《红豆》从一卷一期开始，就刊登小说，第一期就有小说栏，刊登了易椿年、良铭、林夕的三篇小说。事实上，哥哥梁晃创办、弟弟梁之盘后来接手这一说法本身也是可疑的，从版权页看，梁之盘一开始就是“编辑督印”，创刊号上甚至没有梁晃的名字。
我的考证文章发表在香港《大公报》后，卢玮銮不但不以为忤，反而特意通过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樊善标给我写邮件，转达感谢之意。卢玮銮是香港最有名的报刊史料专家，如此有胸怀，让人感佩。
香港报刊与香港文学
王 杨：书中不同章节中，都有对于香港文学报刊上刊载“旧文学”的性质的讨论，不同于内地新文学对于旧文学的批评态度，而肯定旧文学是对于殖民的文化反抗和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工具。您特别谈到不要以内地现代文学史的眼光来看待类似的文学现象，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将香港作为另一种观察角度？
赵稀方：今年是五四纪念100周年，有各种讨论五四的文章，我觉得，如果从香港角度看五四，会出现一个不同的角度。
我们知道，五四运动包括开始于1919年的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两种，后者早在1915年《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创刊就开始了，一般人对于两者常常混同，原因是我们较多强调两者的同一性。但在香港，两者却是分开的，这种分离，恰恰提供了一个反省内地五四的契机。
从现有资料看，在五四爱国运动中，香港同样积极响应。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消息迅速传到香港，香港的《华字日报》等报刊开始大篇幅报道。5月中下旬，香港出现市民抵制日货的反日活动，他们在街上贴“罢用日货”的传单，还有学生手持国货雨伞游行。据陈君葆回忆，香港大学也出现了学生请愿活动，被校方劝阻，但他们仍然以“香港中国学生”的名义发了电文。1924年第1期的《英华青年》刊登了一篇邓杰超所作的小说《父亲之赐》，小说的主人公是五四时期一个卖国贼的儿子，从行文看，这个卖国贼应该是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三人中间的一个。小说由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构成，他为父亲的卖国行为感到羞耻，并为父亲赎罪。小说最后刊载了“杰超按”：“为‘五四’风潮痛恨曹陆章三人卖国而作，今登在本校季刊上。”这种直接表现五四的爱国小说，即使在五四时期内地的新文学中也不多见。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上香港却并没有呼应内地，而是呼吁保存中国文化，融合中西。《英华青年》初创于1919年7月1日，正是五四运动刚刚发生不久的时候。由周夏明撰写的《英华青年·发刊词》谈的是“新旧思潮”的“互相融合”。1924年7月1日重刊的《英华青年》发刊词谈的是中国传统的“抒性感怀”“联吟唱和”，并且强调不分“白话文言”。从两篇发刊词都可以看出，《英华青年》主旨并非在于学习西方文化、批判中国传统，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融合新旧东西，以成一种“文明伟大之学问”。
重刊《英华青年》的第一篇“社论”，是由沈锡瑚撰写的《对于本志的希望》。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能够较为清晰地看到香港《英华青年》与内地完全不同的问题意识。作者强调倡导中国文化的外部原因是针对港人崇洋媚外的风气，他批评部分港人“醉心于物质的文明，贱视祖国的文化”，“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当洋行工”，在这种情形下，“我固然很为各同学惜，但也极为我国前途危！所以我希望本杂志极力整理中国文化，作为中流砥柱，挽既倒之狂澜。”文章也提出反对“奴隶式”，然而它不是指所谓“封建”奴隶，而是指“媚外式”的奴隶，“社会上时有讥诮本港的学生是‘奴隶’式、‘媚外式’……的学生。这样羞辱我们，凡有血气，谁不痛心疾首？试问我们难道不是中国学生吗？他们为什么羞辱我们到这样田地？”
在内地反对旧文化的时候，香港反倒借机召集大陆旧文人，促进香港的中国文化的保存赓续。内地文人聚集较多的刊物，是罗五洲创办的《文学研究录》。《文学研究录》封二“有志研究文学者鉴”云：“经学、史学、国史概要、西洋史概要、子学、文学、文法、作文法、小学、骈文、诗学、词学、尺牍、新闻学、小说、作小说法、修身，人人皆欲研究……”
香港是殖民地，所处的历史语境与中国内地完全不同。在这里，英语是官方语言，中文处于弱势地位。如果说，中国内地面对的是“封建统治”，所以需要文化革命；香港面对的则是“殖民统治”，所以需要维护中国文化。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五四”，是以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为主题的，就此而言，香港在文化上的反殖民倒是延续了“五四”主题的。
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以“西化”为导向，批判中国旧道德和旧文化，这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然而，西方“现代性”的背后是殖民性，五四时期的“进化论”和“改造国民性”等命题，背后都是东方主义命题，这一向容易被我们忽略。我们一向以“反帝反封建”概括五四新文化，事实上从新文学来看，启蒙为主，“反帝”较少。现代香港对于殖民主义文化侵略的抵抗，可以让我们反省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所带来的问题。
王 杨：1949年后的香港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究竟有何意义？
赵稀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晚清以来的中国近现代文学从此一分为三，内地左翼文学成为主流；台湾则相反，为右翼文学所控制；惟有香港这个“第三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香港依然维持左右文坛二元对立的格局，纯文学及现代主义传统持续发展，传统通俗文学更得以“中兴”，这些都是内地和台湾无法做到的。从一定意义上说，香港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延续。
即以现代主义而言，从《诗朵》《文艺新潮》《新思潮》《浅水湾》乃至《好望角》，香港的现代主义译介和实践差不多前后延续了10年，其意义是衔接了1949年前中国现代文学的纯文学现代主义传统。大体而言，中国的现代主义起始于20年代李金发之后，高峰在30年代，延续至40年代，在1949年后停滞。《文艺新潮》的作者马朗、叶灵凤、曹聚仁、刘以鬯等人，则本身就是来自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他们既接续又发展了3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对于法国现代主义的译介。
能够表明《文艺新潮》接续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事件，是《文艺新潮》一卷三期编辑的“三十年来中国最佳短篇小说选”。这一专辑重新刊登了沈从文的《萧萧》、端木蕻良的《遥远的风沙》、师陀的《期待》、郑定文的《大姊》及张天翼的《二十一个》5篇现代文学佳作。五六十年代香港已经在谈这些作家，早于1979年才译成中文的夏志清的《中国小说史》。
王 杨：以前对于香港本土派的认识，限于也斯、西西一派，《报刊香港》的梳理有所不同，这对我们今天认识香港问题有何意义？
赵稀方：学界在谈论70年代以来香港本土派兴起的时候，的确只以也斯、西西为代表，以《我城》为主要作品。《报刊香港》对于自《中国学生周报·诗之页》，至《大拇指》《罗盘》，再到《素叶文学》的本土派报刊线索做了详细梳理，并且追溯到了更早的1967年古苍梧编的《盘古》和1970年关梦南和李家昇编的《秋萤诗刊》。更重要的是发现了以《诗风》《诗双月刊》《诗网络》为代表的新的不同类型的本土派。
黄国彬的年龄与也斯相仿，他的文学观点所针对的主要是台湾现代诗，不过《诗风》首先提出来的主张，是回归中国传统，当然其最终的目标是融合古今中外。《诗风》的出场是相当奇特的，它最大的特色是将新诗与旧诗并列发表，连《诗风》自己都承认，这种做法是非同寻常的。“这种形式的诗刊恐怕并不多见，因为一般诗刊，发表旧诗便不发表现代诗，发表现代诗便不发表旧诗；新旧两体，互相排斥，势成水火。我们则兼收并蓄，让现代诗与旧诗互相冲击，希望冲击出真正具有新面目的中国现代诗来”。
可以说，西西、也斯与黄国彬两派都是立足香港的，然而他们对于香港现代诗歌的建立却有着不同的理解。也斯、西西等倾向于建构本土化的香港诗歌，黄国彬等人则认为香港的长处恰恰在于它的文化开放性，能够汇聚融合古今中外。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异，与他们身份的不同有关。大致而言，《诗风》同人基本上都是港大的学院派，而也斯、西西同人差不多是以民间自居的。
也就是说，香港本土派并非铁板一块，既有认同本土的一派，也有认同中国文化、融合中西的一派。这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辨析香港本土主义，是很重要的一条线索。
王 杨：《报刊香港》在时段上至80年代截止，请问你对80年代以后的香港报刊文学有何看法？
赵稀方：限于篇幅，《报刊香港》的讨论只到80年代。当然，80年代以后的香港文学报刊也在我的关注之中，并且是较为熟悉的一段。论及80年代以后的香港报刊，最重要的是《香港文学》，它1985年创刊，一直延续至今。今年上半年，我在《大公报》连载发表《从〈香港文学〉看香港文学》一文，旨在借《香港文学》概观80年代中期以后的香港文坛。
50年代以来香港左右对立的文化格局，是二战以来世界两大阵营冷战的产物。及至冷战结束和中美建交，这种格局自然瓦解。徐速的《当代文艺》在1979年结束，《海洋文艺》忽然在1980年被终止，这个时间点并非偶然。右翼作家代表徐速和左翼文学代表作家阮朗，双双于1981年去世，富有象征意义，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及至1984年底，香港文学报刊大量停止，似乎已经走上了绝路，然而1985年《香港文学》的面世，开创了香港报刊一个新的时代。
在《香港文学》创刊号上刘以鬯发表的“创刊词”中，刘以鬯强调了几层意思：首先要打破香港文学的商业化格局，建立严肃文学的平台；其次要打破香港文学的政治化格局，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左右对立，派别林立，而是要“凝结”成为一个共同体；再次是香港文学的自我定位，它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不过不是普通的一部分，而是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心。主编刘以鬯是香港文坛元老，资历深，成就高，能服众，因此他能够打破左右之分，团结各方人马。在《香港文学》上出现的，既有老三派：力匡、黄崖、慕容羽军等右派作家，侣伦、舒城、何达、夏易、海辛等左派作家，李英豪、昆南、叶维廉、戴天等现代主义作家；又有新三派，西西、也斯等民间派作家，黄国彬、羁魂、胡燕青等古典派作家，还有彦火、陶然、东端等第二代左翼作家。中老年作家之外，香港新一代作家也不断冒出，董启章、韩丽珠、谢晓虹、葛亮、周洁茹等年轻作家文学书写很先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香港文学》出现了各路作家汇聚的新局面。
《香港文学》的一个与众不同的重要定位，就是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心。香港与海外的关系是天然形成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中国学生周报》，鼎盛时既有香港版，又有新马版、印尼版和缅甸版，印数也都相当可观。刘以鬯从一开始，就利用了香港这一特殊优势，他没有将《香港文学》局限于香港之内，而是以香港作家为经，延展到整个世界华文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