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28日  来源：文汇报

    3月22日，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文汇报社联合主办、上海东方青年学社协办的“东方讲坛·文汇讲堂-哲学与我们的时代”演讲季第三期举行。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张汝伦作了《哲学的意义和批判的价值》的演讲。听众、进华中学教师潘婷婷提问的同时，向张汝伦赠送徐悲鸿的双马图，感谢哲学季起到的“老马识途”之效。现场提问踊跃，之后的文汇讲堂公众微信也收到高质量的20多个问题并获嘉宾电话回答（优秀提问者获得话剧票和莫奈画展票），将哲学的批判和学习风气延续到了讲座之后和实际生活工作中。

何谓哲学的意义

　　一谈到哲学，“哲学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就会冒出来。毋庸讳言，哲学在今天的确遭到严重的轻视和忽视，这和“哲学无用”的潜在想法有关。因为在这个时代，似乎没用的东西就没有价值。

　　我常碰到这样的尴尬局面：旁系的学生听了哲学课要转系，他们的高天分足以让他们免试录取为哲学系研究生，但最后往往因为父母坚决不同意而告吹。父母的理由是学哲学找不到工作。

　　但另一方面，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会维护哲学。无用乃为大用，哲学给人提供智慧。但这个回答也十分无力，人们会反问：什么叫智慧？难道像乔布斯、比尔·盖茨这样的人没智慧吗？难道科学家没有智慧吗？难道上了福布斯排行榜前十位、前百位的人没智慧吗？因此维护哲学的人首先要给智慧下定义，然后才能够维护哲学。

　　如果要问哲学有什么用？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哲学没有用。

　　尽管哲学无用，但世界一流大学都有哲学系，而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被人类视为文明达到最高阶段的标志，是人之为人的标志，这是为什么？

　　“什么是哲学”最好转换为“哲学之意义”，给哲学下定义本身就是哲学活动，不同的哲学家会有不同的定义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答“什么是哲学”。各类教科书上的定义让人既明白又糊涂，因为往往大而无当。比如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为什么同一个时代会有非常不同的哲学家，他们谁代表时代精神？唯名论和实在论哲学家，不管谁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不能否认他们都是哲学家，至今还有影响；还有说“哲学是使人聪明的学问”，难道其他学问就不能使人聪明？其实，哲学是很难定义的，一百个哲学家就有一百个哲学的定义。因此，“什么是哲学”不能像“什么是木头”通过直接给它下定义来回答。因为哲学的定义就是哲学的一部分，给哲学下定义实际是在思考哲学本身。安史之乱到底怎么回事？哲学问题也不是这一类知识性的问题。哲学的问题是开放性的。你不能指望老师像一本字典或者给出标准答案，哲学的问题是开放的，本身是一个意义的生成过程。

　　也许我们把“什么是哲学”的问题转换为“哲学之意义”（即哲学意义何在，而不是哲学的定义）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什么是哲学。

　　哲学之父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本质”，改变了哲学的概念，凸显了它的根本性反思性，哲学是人类自由的产物

　　中国古代并无“哲学”一词，它产生于古希腊，19世纪70年代一个日本哲学家用“哲学”这两个汉字来翻译Philosophy，被中国人接受。这当然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类似西方哲学这样的精神追求和活动，而只是没有这个名目。Philosophy一词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爱智慧”。智慧固然不排除知识，但与知识有很大的不同。智慧首先指与日常生活有关的那种明智，如对生死的理解；对生命目的的反思；对行为方式的斟酌；对实践事情的判断和洞察，以及对价值取向的决断。苏格拉底说：“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即表达了这种智慧。反思生活是思考我的人生怎么过，怎样才算有意义，等等。当然，在东方，智慧还表示对宇宙奥秘的洞察。知识总是具体的、特殊的、直接的；而智慧则是普遍性的、整体性的、反思性的，因而与事物没有直接的关系。

　　在古希腊，智慧最初是指与直接的生活实践有关的知与能，而非哲学理论。但泰勒斯作为希腊哲学之父，使智慧从传统的意思上发生了根本甚至是相反的改变。他只留下一句话——水是万物的本原，这句话标志了哲学的最基本特征：无用性、根本性、反思性。普通人也会思考水，但不外乎水的种种用处，而泰勒斯的思考，是对宇宙的整体、事物的根本的思考，它无关日常生活，它不针对任何特殊事物与问题，但标志着人类摆脱日常生活的束缚和限制，体现了人类的自由。

　　哲学是人类自由的产物，是自由的标志。只有不知自由为何物的人，才会相信“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传说中泰勒斯仰观天文而失足落井，跟随他的女仆就哈哈大笑，说主人你连底下的井都看不见，还去看天上的秘密。今天搞哲学的人可能也会被很多从事实际工作、非常拿手的专家在这个角度上来嘲笑。这是一个不自由的人嘲笑一个自由的心灵。其实，泰勒斯具有极强的现实生活能力，他和诸葛亮一样上知天文下通地理。有一年，他根据冬天的气候预测来年适宜橄榄生长，因此发了大财；一次，他随军出征被河挡道，架桥来不及，趟水恐太深。他让士兵立即挖干渠排水，水位下降后部队顺利渡过。

　　古希腊人认为哲学是追求普遍永恒真理，如同老子的“常道”。西方传统哲学主要研究这类形而上学问题

　　到了毕达哥拉斯，“智慧”就已专指理论知识了，毕达哥拉斯将争名逐利与研究事物的本质相对立。

　　在古希腊人那里，理论是普遍永恒真理，即我们祖先所谓“天经地义”的非功利追求，如同老子所谓的“常道”。“常道”是指面对全体、大全或万有、宇宙时才会想到和提出的问题，具体、特殊事物的真理会随着处境而改变，但是这些却是永恒的，这就是形而上学的问题，它是关于什么是和不是（非）的标准问题，一切行为以此为标准。西方哲学传统认为哲学主要就是形而上学，也就是存在论。

　　比如，我现在在“演讲”。演讲是根据人类实践活动的大全系统来规定。人类实践活动最主要和最重要的领域是人际交流，思想交流是人际交流的一种，而演讲是一种特殊的思想交流的形式等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演讲”，或有意义地谈论演讲。

知性思维的短板

　　最初的科学就是系统数学和哲学的形而上学，是为了理解中国人所说的天理，西方人说的永恒的秩序而产生。哲学有极为丰富多样的发展，当然也有很多现代西方哲学家根本否认有永恒不变的秩序，把对永恒大全的思考一概看作是形而上学而加以拒斥，但这改变不了哲学本身的普遍性、整体性和反思性的特征。

　　科学的知性思维被黑格尔称为“知性有强大的力量”，量化、实用性、非此即彼是它的特点，在科研和生活中很需要

　　近代科学对人类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任何科学的分都是人为的，总是要遮蔽或者丢弃许多东西，它才有意义。比如说地球物理学，只有不管自然界的有机物才能进行对象区分，生物学也必须不考虑太阳的形成。但科学往往会忘记它的“分”是以“全”为前提，科学常错误地把它研究的对象当作世界的全部。

　　科学思维的特点之一就是片面性，它比较习惯用的是量化思维，量化可以直接操作，因而忽视事物的特殊性；特点之二是实用性，希望立即解决问题，因而只问手段的有效性，不管目的的正确性和正义性。比如，科学家只管是否可造出核武器来，并不考虑使用正当与否；第三是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非黑即白。德国古典哲学家从康德开始，就对这种知性思维有足够的警惕。但知性思维在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中，的确非常有用，所以人们心悦诚服地拥抱了它。黑格尔在他的著名著作《精神现象学》中说“知性具有强大的力量”，就是说它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比如，每年招新生，我们只说男生有多少，女生有多少，哲学系招了多少，物理系招了多少，这样有助于统一管理，因此会忽略了每一个人的家庭背景、知识背景，为学过程等特殊性。

　　又如，现代的医学的主体西医的特征之一就是分，三级甲等医院就分成很多科室。事实上人是整体，不是一条腿，也不是抽出来的100毫升血，局部指标未必能代表整体的健康。很高修为的老中医以“望闻问切”来问诊，立足在整体性思维的角度上，通过恢复你自身的元气来让你达到一种新的健康平衡。

　　与“有问题解决问题”的知性思维相比，思考大全的哲学，弥补了前者的缺陷，也证明了自己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量化、只注意人为的普遍性，忽视特殊性是现代科学工作的前提。在生活中和科研中，着眼于当下“有问题解决问题”都是最需要的思维方式。比如下水道被堵，当务之急不是去思考为何被堵，而是先疏通，但因此往往不再追究为何会堵住。需要治本时，“有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就相形见绌了。俗语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个“远”不能理解为纯粹物理时间上的远近的远，它是全体、根本，“虑”如没有对全体、根本的思维，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

　　今天的教育问题，基本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教育靠什么？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一定是，教育是一个人成为人的非常关键的一步，进而又涉及到：什么是人，人生的意义何在；还要进一步思考：人在世界和宇宙中的地位和意义。这当然已进入到哲学思考了，它涉及到大全。所以古今中外著名的教育家无不是哲学家。

　　在生活和科学当中，我们当然要讲逻辑，所以我们需要知性“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但生活中存在大量不合逻辑的事情，一个宽容的人、宽容的社会就是建立在多种可能性上。手段有效时，目的是否正当？现代知性思维并不考虑这些，才会有科学带来的双刃剑，既有前所未有的福利也有前所未有的威胁。此时就彰显了哲学的意义。

　　思考大全的哲学，不排斥知性的思维方式，但把它置于理性思维方式的控制之下。哲学不会提供疏通下水道的具体答案，但会思考堵塞的根本原因；它不会非此即彼，而是思考事物更多的可能性；它不会因为普遍性而否定特殊性；它不太会去单纯思考手段的有效性，而是会根据目的的正当性来判断手段的合理性。

　　只有知性思维的世界具有隐患。知性思维的缺陷，证明了哲学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为何要批判常识

　　哲学是超越和反对常识的，常识的真理性靠接受的量来保证，而真理具有绝对性，所以哲学对常识要保持批判

　　与符合知性思维的科学相比，哲学好像还是有点玄，它似乎是无视常识，甚至是反常识的，这使得很多人对哲学不屑一顾。什么叫常识？最新版的《辞海》说，是普通知识；《牛津高级字典》定义：从生活经验而不是专门研究得到的一种好的实践判断。定义有很大的出入，但按照字面的意思看，就是大家都认可的看法或者判断。比如“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一词，大家都觉得是常识，但其实经不起推敲。比如在自然世界里，不同的光线条件下，同一双眼睛看到的同一个对象是不一样的；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从这种“实”应该推出“太阳围绕地球转”的常识，哥白尼如果不突破这个常识，能有日心说吗？所以，常识有时靠不住。

　　在人文世界里更复杂了，欧阳修写王莽的诗，“周公恐惧留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就指这个道理。常识有或然性，而没有必然性；常识还有时间性和空间性：在18世纪是常识的事情，在今天很可能是荒谬；在日本文化里的常识，在印度就未必是。所以，用哲学的行话来讲，常识具有相对性，而真理具有绝对性，因此哲学不可能站在常识一边。

　　黑格尔在上课的第一天就告诉学生，哲学是超越常识、反对常识的。在辩证理性来看相反相成是对立者自身存在的条件，对立者是我们自身存在的一个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它扬弃并包含对立者在自身，这是黑格尔、马克思都坚持的辩证理性的思维方式。常识的真理性靠接受者的量来保证：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全世界只有12个人懂，那时无数的人还相信人是上帝造的。而批判的哲学，就是要尽可能地分析事物的复杂性，尽可能不满足于当下的直观，它当然要对常识抱批判的态度。从常识立场出发，康德等哲学家都是荒谬的，因为常识无法理解它们。所以要理解真正的哲学，就必须对常识持批判的态度。

批判的两个层面

　　哲学上，批判的含义与古人的“明辨”接近。哲学的批判精神体现在具有怀疑精神，不把任何思想当成绝对真理

　　说到批判，人们总理解为否定。其实作为哲学术语，它的基本意思是分析、辨析与在此基础上的评判，评判可以是赞扬，与古人的“明辨”接近。哲学从内容而言，是追求整体性的永恒真理。从基本方法而论，则是追求批判思维的方法，即不教条独断地贸然肯定任何东西。

　　近代西方哲学的开山培根和笛卡尔不相信知识是可靠的，都觉得必须对知识本身持批判的态度。培根批判四假象，揭示人们在知识问题上可能的四种误区。笛卡尔则要找到一个知识得以产生的绝对可靠的原点。康德则干脆对产生知识的理性能力进行批判，考察它的条件、范围和可能性。中国古人也同样如此，切问、近思、慎思、明辨，都是批判思维的要求。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张载要人“于不疑处有疑”，都说明古人是有批判意识的。当前互联网的流行助长了从众心理、跟风风潮，就是缺乏批判思维。背后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近年以来流行的庸俗实用主义。百余年来，西方思想家在我国各领风骚三五年，实际我们并没有悟透他们的思想。即便黑格尔、康德，进入中国超过120年，我们也没有批判地进入他们的思想。结果，我们肤浅的拿来主义并没有把西方思想智慧真正拿来，充其量拿来一些教条。例如，一直有人在鼓吹经验主义，认为理性主义是空想乌托邦，经验主义才是实打实的东西，因为它坚持从经验出发，使我们的思想有一个可靠的出发点和基础。殊不知英国经验论的根本教训就是，对于知识来说，经验最靠不住的东西，因为经验是主观的，只有或然性，没有必然性。休谟甚至认为因果性都不是客观必然的，而只是我们的心理习惯所致。经验主义在认识论和存在论上的结论都是消极的。

　　所以我们要有哲学的批判精神，有笛卡儿和康德的怀疑精神，不把任何人的思想和真理当做绝对真理。

　　批判方法可分两个层面。对事物仔细地分析和辨析，把一切问题进一步放到更大的视野当中来考察。

　　哲学的批判方法可分成两个层面，其一是不满足于事物的表面和第一感觉，对事物仔细地分析和辨析，看看它是否包含根本的问题，尤其是检查它的预设有无问题。比如我们常说“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它没有说出的前提就是自然是没有生命的，是完全被动的；人和自然的关系中，人是绝对主动，自然是绝对被动。但是恩格斯说过，“无视自然规律的人一定要受到自然的惩罚”，他认为，自然实际上可以作为主体，对人类施加我们对它造成的伤害，甚至百倍于我们对它伤害的报复。

　　又如，常人会认为，每个人的感觉都是私人的，我们总能用语言把它说出来，并且只有自己懂。但是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的感觉是私人的，但是表达感觉的语言一定是公共的。近代以来受西方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的影响，普遍认为人生活在世界可以不和他人发生关系。维特根斯坦告诉我们，人在最根本的东西上是离不开周围的社会，语言的公共性就决定了这种性质：个人只有处在社会当中才能成为完整的自我。

　　其二是总体性思维。把一切问题进一步放到一个更大的视野当中来考察。比如，今天环境污染很严重，大家都在想对策如何治雾霾：5年还是30年？哲学家虽然不能提出很多具体的操作方案，但他不会把环境问题仅仅看作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会从天人关系，人对自己和对自然的态度，人的人生追求和人生意义的定位，以及人类的价值观等等来思考。因为义利问题不明辨，人是不可能自觉保护环境的。

　　由此可见，哲学的批判对于人类非常重要，它能使我们避免一叶障目，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教条片面、目光短浅、自以为是，而始终能保持清醒的反思意识和全局观点。

听众提问

　　“我是谁”的答案应是对自己的期许

　　退休编辑:我的问题据说也是一个“保安”常问的问题，我是谁？从哪儿来？去哪里？想听听张教授的答案。

　　张汝伦：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因为从古到今，从东方到西方，哲学家要回答的都是这三个问题。康德认为哲学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四个问题：第一个是我应该认识什么，第二个是我应该做什么，第三个我们可以希望什么，第四个则是将三个问题归结一个问题：人是什么，也就是你问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牵涉到知识，也就是西方的认识论、知识论。第二个问题牵涉到道德哲学。第三个问题最重要，一般人认为解答前两个问题就可以了。但康德要讲第三个问题。复旦的学生回答得非常好，超出我的预期。有同学回答说，这代表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愿景，实际上就是对自己的期许。“我是谁”这个问题不是下定义，而是自己设定的一个目标。比如说我希望成为部级干部、上富豪榜，还是希望做一个高尚的人，这才决定了我们是谁。世界上别的东西都可以假，唯独这个东西假不了。所以要回答我是谁，要先回答一下我希望什么。

　　一位女生回答得很好，她说很多人说自己的希望是得到高薪、得到名车，这是错的，这是将希望和希望的对象混淆了，希望是一种含有理想的愿景，含有人对自己的期许。所以，我宁可把“人是什么”看作一个目标。我非常欣赏法国哲学家萨特，他获得了诺贝尔奖却拒绝领取，说自己拒绝一切官方奖励。他说人和裁纸刀不一样，人可以改变自己，裁纸刀不能改变自己。所以人是什么？人就是可能性。

　　至于我们从哪里来，这取决于从宇宙学还是人类学的角度去看。而我们到哪里去，这与我刚才讲的对自己的期许和远景是有关的，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

　　哲学家首先是对哲学和真理的忠诚

　　上外研究生：我有个问题很困惑，中国古人讲究知行合一，诸子和理学家都非常讲究个人的修为，而西方很多伟大哲学家，如尼采、叔本华等，却有很多道德缺陷。那么他们思想和为人是怎么样的关系？

　　张汝伦：知和行，对于古人来说指的也是大知和大行。《论语》上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指的是个人私德上允许有瑕疵。借用孔子学生子贡的话说：“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很多人攻击萨特男女关系上一塌糊涂，令我想起这句话。因为孔子最讨厌是一个人私德无可指责，却对人类的困境袖手旁观。

　　那什么是大呢？对于哲学家来说，当然首先是对哲学的忠诚，第二是对真理的忠诚。这些人在这两方面做到了吗？我想基本上都做到了。不然他们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哲学家也是人，也面临着现实生活当中无数的诱惑，他们没有太多的免疫力。尼采二十几岁当正教授，因为觉得不适合大学体制，三十几岁就辞职了，他后悔不后悔？后悔，他的书信、日记里面都有记载。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尼采。中国古人讲知行合一没有错，但首先指的是一个人在根本性的问题上不能走错路。

　　另外，儒家对个人其实还是很宽容的。孔子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一个人到了五十岁看《周易》以后可以不犯大错误，但是一个人的错误还是不断的。“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有错不改才是问题。他也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作为一个社会名流，一旦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大家马上都知道了，为此他认为自己很幸运。这种高风亮节我们是赶不上的。

　　哲学家的确不是圣人。以前大家以为维特根斯坦是圣人，后来有人发现他是同性恋，而且是对男孩子的性侵犯。有人说偶像倒了，但他作为哲学家仍然无可挑剔。

　　中学教育要播下理想主义种子

　　进华中学教师：哲学的非功利性，如何转化到我们教育实践中？

　　张汝伦：我也当过中学老师，我认为，哲学对教师来说太重要了。哲学能够让我们的教师跳脱事务性的观点来看问题。用训练考试机器的方式去训练学生，会把学生毁了。我们有些天才的学生，到国外以后搞得一塌糊涂，就是因为没有理想主义。我们现在教育学生，好好念书只是为了去外国，不是说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应该利用自己的才干在人类的历史上留下痕迹。

　　所以我认为，第一，哲学家应该是很天真的人，天真就是理想主义，有时候不切实际，和社会格格不入。老师也要有一点理想主义，让学生知道，我们每个人除了做自己，除了做父母的儿女，也要做人类当中有用的成员，要回报人类。中学老师不一定要跟学生讲很多哲学问题，但要给学生留下理想主义的影响。第二，我们的教学也应该突破目前这样一种机械的方式，自然而然会有相当深远的影响，这是我非常期待的。中国人脑袋是不笨的，让我感到遗憾的只是我们的年轻人没有抱负。

　　中国哲学的气度与态度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生：您认为黑格尔传入120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扬和理解，而中国在轴心时代文明程度已经很高了，这种情况下如何让西方哲学很好地融合中国的文化？

　　张汝伦：非常好的问题。我现在既教授西方哲学，也教授中国哲学，希望能够帮助学生在今后挑起社会大梁的时候走得更远。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外在，而是内在的问题，需要看接受者本身的态度。

　　第一，要有审美的态度。西方哲学是非常美好的东西，如果不占有它，我枉为人一次。我们不能光认为钱才是好东西，这是钱买不来的智慧。

　　第二，要有卓绝的意志。因为西方思想比我们的更为丰富多彩，所以必须要有恒心才能掌握它，比如我读懂《精神现象学》用了20年。而且它本身不能吃不能穿，就是要求你青灯黄卷地看。

　　第三，真正深入系统学习的精神。我们现在对西方文明的理解相当浮浅。现在我们样样往西方看，但都只停留在表面。如果在这方面做得好一点，就能对中国文化完成一个非常漂亮的转身和重生。

　　1980年代我在德国访学时，最让我震撼的就是一位老太太，拄着双拐来到学校听课，她不是为了评职称拿学位，就是为了追求真理。当时我们中国还很落后，我以为，我们和德国的物质差距20年就可以解决了，但这样的精神差距没有一百年恐怕解决不了。不过我现在班上也已经有一些社会人士了，他们特地从单位里面请假跑来听课，而且一次课都不缺。其实他们听这个课很困难，但是他们让我看到社会的希望，表明人的素质上去了。钱穆先生的回忆录里说到他在北大当老师时，教室里面挤满了人，很多是教师的太太来听钱穆的课。现在不可能。但是我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大学里也会有很多社会人士来听课，劲头比学生更大，如此，离你提到的目标的实现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