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史视野中的朱自清《经典常谈》
1942年8月由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初版，并于1946年5月在上海文光书店再版的《经典常谈》是朱自清著作中十分“畅销”且“长销”的一部。这部完成于战时昆明的旨在对于传统经典进行钩玄提要的文化读本，仅在1946至1950年间，就由文光书店先后发行过五版，风行一时；而时至今日，此书也仍是此类著作中口碑甚佳、流播最广的一种。[①]
《经典常谈》正文计有“《说文解字》第一”、“《周易》第二”、“《尚书》第三”、“《诗经》第四”、“三《礼》第五”、“《春秋》三传第六”、“‘四书’第七”、“《战国策》第八”、“《史记》《汉书》第九”、“诸子第十”、“辞赋第十一”、“诗第十二”与“文第十三”等十三篇，平均每篇数千言。朱自清以高度洗练而娴熟的笔法对于十三类经典进行了准确又不失生动的介绍，使得全书兼备学术性与文学感。
长期以来，《经典常谈》主要是在学术史与文学史的视野中被讨论。朱自清的三子朱乔森在编辑《朱自清全集》时，将此书置于三卷“学术论著编”之首。可见在他看来，《经典常谈》不仅是朱自清“较系统的学术论著”之一，[②]也是其一生学术著述的代表。朱乔森的这一判断并非一家之言。事实上，以“学术名著”称道《经典常谈》，已经成为一种“共识”。[③]同时，作为“五四”以降文学史上的知名作家，朱自清自诩“散文对于自己似乎比较合宜些，所以写得也多些”。凭借《踪迹》《背影》《你我》《欧游杂记》与《伦敦杂记》等散文集取得的成就，他在现代中国散文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而值得关注的是，他的散文观念的核心恰是“所谓散文便是英语里的‘常谈’，原是对‘正论’而言”。[④]这也就说明了以“常谈”为文体标志的《经典常谈》当然也内在于朱自清的散文脉络中，可以作为考察其散文理论与实践的对象文本。
在学术史与文学史的视野中考察《经典常谈》，并讨论其得失，固然自有价值。不过，或许不应忽略的是：曾任中学国文教员的人生经历以及对于国文教育问题的毕生关注，是朱自清就各类文学、学术、教育与社会问题发言时的重要背景，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作为学者与作家的朱自清区别于其他绝大多数现代学者、作家的根本特征。在写作《经典常谈》的1938至1942年间，朱自清不仅同时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与其师范学院国文系任教，而且还自1934年开始即参与到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主持的中小学国文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中，并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⑤]1937年10月，负责统筹这一工作的杨振声建议朱自清“可自己写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课文”，[⑥]这成为了他在日后写作《经典常谈》的直接缘起。而朱自清在写作过程中，自觉遵循的标准也是完成一部“一般的读物”而非“考据的著作”。[⑦]可见在他的自我期待中，相比于追求学术与文学层面上的价值，此书的主要功能乃是实现对于传统经典的教育普及。是故，在研究《经典常谈》时引入教育史的视野，也就不只具有补充与修正既往论述的作用，更是将其还原到了本应属于的知识谱系与历史框架之中。
从“文明批评”到“文化训练”
1945年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在昆明，从左至右为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朱自清在1942年2月为《经典常谈》写作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表示：“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⑧]在历时四年半的时间里断续完成的《经典常谈》，正是朱自清对于自家经典观念与教育主张的最好实践。
如何对待传统经典，是“新文化运动”以降中国知识界再三讨论的核心话题。不同的政治、思想与文化阵营围绕这一话题展开激烈争辩。在各家观点背后，关涉到的是基于各自立场做出的对于中国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不同理解。而朱自清经典观念的独特之处，在于始终与其观察与思考的教育问题联系在一起。
朱自清提出的应当对于“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进行“经典训练”的主张，就与他在同一时期的教育理念直接相关。在写作《经典常谈》的过程中，他一再呼吁：“中学生应该诵读相当分量的文言文，特别是所谓古文，乃至古书。这是古典的训练，文化的教育。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至少必得经过这种古典的训练，才成其为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⑨]而所谓“古典的训练”，目的不是“教学生练习文言的写作”，而是通过阅读古文、古书与传统经典，“使学生了解本国固有文化”。[⑩]《经典常谈》就是这样一部意在为中学生水平的青年读者写作的具有导读性质的中国传统文化读本。用朱自清自己的话说，其初衷是希望“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⑪]
朱自清的这一论点看似中正平和，但倘若将其置于“新文化”的演进脉络中，则不难发现其间包孕的创见与深意。1917年入读蔡元培长校的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并在1920年与冯友兰、孙福熙一道加入了新潮社的朱自清，可谓典型的“新文化人”。以《新青年》杂志发端的“新文化运动”在整体上对于传统经典秉持否定态度，而在其影响下创办的《新潮》杂志不但承继了这一锋芒所向，且批判的程度更为剧烈。朱自清在新潮社中虽非傅斯年、罗家伦与杨振声式的领袖人物，但置身其中的他无疑也在知识结构与情感结构上共享了当时“新文化人”普遍的价值立场。
直到1925年，鲁迅仍主张“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⑫]这一表述方式当然不免极端，但反映的却是对于“新文化”阵营曾经达成的思想底线的坚守。而这一底线即便不是全盘否定传统，至少也是在相当程度上对于传统经典持有明确的“文明批评”态度。[⑬]
待到写作《经典常谈》时期，作为“新文化人”的朱自清在对待传统经典时已经不再强调此中的批判面向，转而将其视为在国民的文化教育中“必得经过”的训练环节。从此书出版以后的受欢迎程度来看，朱自清的这一判断也为社会所广泛认可。从“文明批评”的对象到“文化训练”的内容，传统经典在现代中国主流知识界中的命运变化不可谓不大。在这一时运变迁中凸显的，是“新文化”在展开过程中的“移步换形”；而在其背后发挥支配作用的，则是“新文化人”的自我修正。
在既往研究中，通常认为“五四”时期的“新潮社对中国传统的激烈反对，在它与‘民族主义’的标准定义——颂扬民族遗产——发生矛盾时达到顶点”，[⑭]并以其与同属北大学生社团的国故社之间的冲突为证明。晚清以降蔚为大观的民族情绪在“五四运动”中再度高涨，甚至达到顶峰。然而，这一运动中的骨干力量却是原本站在民族主义对立面的新潮社同人。这一颇具悖论色彩的现象反映了“新文化运动”的某种内在张力。如何调和批判传统的启蒙立场与民族情绪之间的紧张关系，几乎从一开始就是“新文化人”必须直面的问题。
在晚年论定“新文化运动”的经验教训时，胡适认为“五四运动”是“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粗暴地中断了“中国文艺复兴”的历史进程。[⑮]此言主要是针对“五四”以后中国政党政治兴起并开始主导中国社会的改革方向而发，有其具体语境。而事实上，两者在历史现场中根本无法如此泾渭分明。包括胡适自己在“五四”时期就已经着手并于1923年正式发动的“整理国故”运动，同样是一方面以学术建设的方式继续推进启蒙，另一方面也兼顾了激荡着民族情绪的时代诉求。“新文化人”对于传统经典的态度调整，便正是在这一谱系的生发中陆续完成。
“五四”前夜的新潮社（复原图）
与“整理国故”思潮相呼应，新潮社元老顾颉刚在其1926年6月出版的《古史辨》第一册中就对于大量古史问题进行了正面讨论，同时以工作目的是“研究”而非“实用”解释了自家努力在“新文化运动”传统中的合法性。[⑯]而另一位当年的新潮社同人冯友兰则在同年12月与次年3月先后完成的《名教之分析》与《中国之社会伦理》两篇文章中，既肯定了“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伦理的批判具有合理性，同时对于传统伦理本身也给予了相当程度的“了解之同情”。[⑰]无论顾颉刚，还是冯友兰，在走向这一此后毕生坚持的立场时都并非一蹴而就，其调整的步伐至少都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前后。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传统经典的态度从“文明批评”转向“文化训练”乃是一代人的群体选择。
胡适等人尝试在现代观念与传统经验之间建立有效关联的努力，因为现代大学制度在同一时期的日趋完善而成为可能。着眼于知识的建设、传承与普及，是现代大学教育以及以此为导向建立起来的现代学术的核心特征。顾颉刚与冯友兰的学术工作的展开，便是由此而得到了物质基础与现实保证。而经由胡适推荐，从1925年8月就开始进入清华学校大学部任教，并在此后直至去世始终以大学教授为主要身份的朱自清，自然也在这一群体倾向的带动与覆盖中。在这一背景下，以历史眼光与科学方法阐释传统经典也就成为了其教学与研究的重要内容。现代大学教育以对于知识的追求为最高准则，而在知识面前则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⑱]这与传统读书人秉持的“通经致用”的信念很不相同。“新文化人”在面对传统经典时可能产生的与既往思想立场之间的分裂，在现代大学这一知识的组织形式与生产机制中被无形消弭。而他们的经典观念，也就在此中悄然发生了变化。
在部分“新文化人”对待传统经典的态度从批判转向建设的过程中，如果说时代思潮的嬗变与现代大学制度的兴起分别是触媒与条件的话，那么中小学国文教育在“国语运动”成功以后提出的新的需求则是重要机遇。1920年，教育部训令全国各所国民学校将一二年级的“国文”改为“国语”，自此白话文进入小学课堂。而在小学教育改革很快就倒逼中学教育也做出调整。1923年，全国中学课程也开始统一取“国语”而舍“国文”。尽管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在此期间敏锐把握时运，相继出版了多种“国语教科书”、“国语读本”与“白话文范”。[⑲]但“新文化”阵营很快发现“新文学和新的书写语言实在太年轻了”，“‘国语’可拿出来的东西实在太少了”。[⑳]于是，以白话文新译与重述传统经典，也就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建设资源。而这一方案，无疑又正与其时部分“新文化人”对于传统经典的态度调整相互配合，彼此支援。
具体到每位“新文化人”而言，对待传统经典的态度在“大同”之外各有“小异”。但对于选择留在大学中从事学术建设的一支来说，在1919年以后普遍开始调整自家的文化立场与论述策略，可谓一种“通例”。待到朱自清写作《经典常谈》时期，将经典传授视为现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被“新文化人”普遍接受。既身处大学，同时又密切关注中小学国文教育问题的朱自清，正是在此背景中提出了以“经典教育”为“文化训练”的主张。而在这一教育史的脉络背后隐含的，则是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在处理与传统经典的关系时不断变迁的思想进程与一以贯之的历史关怀。《经典常谈》的“个案”意义便在于呈现了“新文化人”的自我成长。
所谓“新文化人”经典观念的转变，自其表言之，是传统经典在现代中国命运浮沉的缩影；而自其里言之，见证的实为“新文化”本身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先锋走向主流以及从年轻走向成熟的演进过程。这一调整最终在抗战期间完成，当然也与战时中国民族情绪的再度高涨直接相关，但其“千里伏脉”无疑不应被忽略。而《经典常谈》的对话对象、展开方式甚至文体选择，都需要在“新文化”的传统中才能够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
“概论”还是“常谈”
朱自清
同样是在《经典常谈》的序言中，朱自清特别指出：“这部书不是‘国学概论’一类”。在他看来，“照编撰者现在的意见，‘概论’这名字容易教读者感到自己满足；‘概论’里好像什么都有了，再用不着别的——其实什么都只有一点儿！”[21]选择“常谈”作为述学文体，显然正是其与“概论”式的著作有意做出的区别。而朱自清对于“概论”的不满，其实由来已久。早在1934年1月写作的《论青年读书风气》一文中，他就已经对于“概论”的流行败坏了当时“青年读书风气”的现象提出过尖锐批评：
早先坊间也有“大全”、“指南”一类书，印行全为赚钱；但通常不将这些书看作正经玩意儿，所以流弊还少，现在的“概论”、“大纲”、“小史”等等，却被青年当作学问的宝库，以为有了这些就可以上下古今，毫无窒碍。这个流弊就大了，他们将永不知道学问为何物。
……
这种书大概篇幅少，取其价廉，容易看毕；可是系统全，各方面都说到一点儿，看完了仿佛什么都知道。……这种转了好几道手的玩意，好像搀了好几道水的酒，淡而无味，自不用说；最坏的是让读者既得不着实在的东西，又失去接近原著的机会，还养成求近功抄小路的脾气。再加上编者照例的匆忙，事实，年代，书名，篇名，句读，字，免不了这儿颠倒那儿错，那是更误人了。
当然，朱自清也并非对于“概论”式的著作全盘否定。他认为：“其实‘概论’、‘大纲’、‘小史’也可以做得好。一是自己有心得，有主张，在大著之前或之后，写出来的小书；二是融会贯通，博观约取的著作；虽无创见，却能要言不繁，节省一般读者的精力。这两种可都得让学有专长的人做去，而且并非仓卒可成。”[22]而无论是写作《论青年读书风气》的1930年代，还是为《经典常谈》作序的1940年代，流布于世的此类“做得好”的“概论”其实并不多，更多风行一时的还是“转了好几道手”的“急就章”。
在192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曾有过关于报章副刊存废的讨论。有感于当时副刊盛行，在青年学生中造成的恶劣影响，张奚若在1925年10月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副刊殃》一文，主张应当“停办”副刊。在他看来，“今日一般学生在学堂里不肯读书，不能读书，单靠这种副刊作他们的校外讲义和百科全书，而副刊里却连年累月除胡说乱写瞎抄外，空无一物”。[23]此文引起了报界与文坛各方的广泛回应。时任《晨报副刊》主编徐志摩虽然并不赞同其“停办”倡议，但却也认为在副刊上“什么人都动手做文章了；岂止，什么人都动手做诗了；什么人都来发表意见露布他们高深的学问了”，“‘发表热’变成了恶症”。[24]副刊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扮演的重要角色无可厚非，关于其存废的讨论实际上也肯定了其贡献与地位，但问题在于副刊泛滥导致了“青年读书风气”的败坏。十年以后朱自清针对“概论”所作的批评，其实与此异曲同工，两者的着眼点是相近甚至相同的社会现象，而背后的关怀则同为教育家的立场，即追逐时尚不等于科班训练，速成读本也难取代扎实课堂。继“副刊殃”之后又有“概论殃”，反映的其实是内在于现代知识传播过程中的某些更为深层的问题。
无独有偶，鲁迅也对于“概论”式的著作表示过相当不以为然，[25]只不过他所批评的是“文学概论”，而朱自清在写作《经典常谈》时，主要的对话对象是“国学概论”。《经典常谈》讨论的话题与通常意义上的“国学”有所交叉，但朱自清却反对使用“国学”这一概念。如此选择，当然不仅是出于避俗避熟的考虑。他认为：
“国学”这名字，和西洋人所谓“汉学”一般，都未免笼统的毛病。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分别标明历史和语言，不再浑称“国学”，确是正办。这部书以经典为主，以书为主，不以“经学”、“史学”、“诸子学”等作纲领。[26]
“国学”概念发端于中西思潮激烈交冲的晚清，是其时知识界对抗“西学”时的一种发明。作为一种民族情绪的表达，“国学”概念的兴起有其历史与现实依托；但其作为一种非常“笼统”的对于本国学术的宽泛指称，则又与此后日益严格的学术分科体制存在冲突。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朱自清看来，“国学”概念的产生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并未能够真正激活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早在1926年4月，他就写作有《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一文，批评当时的“国学”研究。朱自清认为：“他们所走的‘大路’，比清代诸老先生所曾走的，又宽松了多少？左右是在些古史料里打圈儿！不想研究了这么些年的国学，还只在老路上留恋着！我不是说在这条老路上走的，一些没有进步；但是我们所要的是更长足的进步，是广开新路！”基于其时的“国学”研究依旧大多囿于“经史之学”的窠臼之中，他提出：一方面应当“以现代生活的材料加入国学”，另一方面对于“国学”包含的诸多门类，“还是分别立名的好”。[27]
不同的表述方式由不同的思维方式所决定，而决定不同的思维方式的，则是不同的知识观念。在朱自清写作《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之前，中国学界最为声名卓著的一部“国学概论”便是章太炎的同名讲稿。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章太炎于1922年4至6月间在上海讲演“国学”。曹聚仁全程听讲，并以白话文记录了讲演的全部内容，结集为《国学概论》一书。此书“上海泰东版、重庆文化服务版、香港创垦版，先后发行了三十二版，日本也有过两种译本”，[28]可谓当时及此后影响最大的一部《国学概论》。当然，章太炎此书属于朱自清所谓“做得好”的“概论”之列，单就著作本身的质量而言，并不在其批评范围之内。但值得一提的是，此书讨论“国学”的方式，正是朱自清有意展开对话的对象。
章太炎《国学概论》
尽管章太炎在《国学概论》中也尝试“分门别类”进行传授，以“经学”、“哲学”与“文学”来廓清与界定“国学的派别”。但在“概论”一章中论述“国学之本体”时，他开宗明义的还是“经史之学”，并且旗帜鲜明地指出“经史非神话”，[29]继续坚持其古文经学家的立场。而章太炎之所以如此“开门见山”，主要针对的是其时以胡适为代表的“整理国故”思潮的兴起。这一思潮在1920年代前期的最大“实绩”是顾颉刚从“辨伪”到“疑古”的论述形成，在后期则以傅斯年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1928年的成立为标志，将其推行的包括分科思想在内的现代学术观念以高度制度化的形式在学界确立了下来。认同中央院史语所的思路“确是正办”的朱自清，自然站在“整理国故”的思潮一边。
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以经典为主，以书为主”的结构形式正是对于学术分科思想的回应。而他的思路，实则受到了“整理国故”思潮的全方位影响，[30]只不过此点尤为突出，而且特别关键。因为正是这种现代学术眼光的带入，使得朱自清在自家论述中调整了评价传统经典的尺度。《经典常谈》中涉及的十三类经典，较之传统的经典观念要宽泛得多。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本书所谓经典是广义的用法，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这样的认识反映的是中国学界在“整理国故”以来达成的基本共识，而其背后明显是现代学术分科意识的影响。当然，在朱自清与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学”观念之间，也绝非全然断裂的关系。事实上，后者对于诸子学的重视以及在小学、文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整理国故”思潮发端的重要基础。在《经典常谈》中，朱自清特别强调“要读懂这些书，特别是经、子，得懂‘小学’，就是文字学，所以《说文解字》等书也是经典的一部分”。[31]而章太炎在《国学概论》中早已作如是观。[32]
重视“通小学”的意义，不仅表现为朱自清将《说文解字》置于《经典常谈》十三篇之首，更在于其写作此书本身，也是一种在广义上为青年读者“通小学”的努力。在朱自清看来，“我们理想中一般人的经典读本”，应当“一面将本文分段，仔细地标点，并用白话文作简要的注释”，同时“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33]而《经典常谈》无疑正是朱自清对于写作“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的成功实践。他的这一设计，除去受到章太炎的启发，借鉴的资源还有胡适在“整理国故”中提出的思路。胡适主张：“整体的条件，可分形式内容二方面讲：（一）形式方面：加上标点和符号，替它分开段落来。（二）内容方面：加上新的注解，折中旧有的注解。并且加上新的序跋和考证，还要讲明书底历史和价值。”[34]而《经典常谈》的主要内容便是以书为单位介绍了十三类经典的“历史和价值”。其主体部分是类似胡适设计的“新的序跋与考证”式的导读文章。在行文中，凡引用的古文词句，除去特别紧要者，朱自清也都随文将它们以白话文的形式进行了注释与翻译。
如果说朱自清在与章太炎展开对话的同时也部分采纳了其论述的话，那么《经典常谈》的写作则几乎可以直接置于“整理国故”思潮的辐射之中进行讨论。朱自清在两种学术与思想谱系之间做出的辨析与选择，集中体现在他的述学文体取“常谈”而舍“概论”这一细节上。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述学文体不仅关系到著述形式，其本身也是一种学术观念、思想立场与教育宗旨的表达。
“经典”如何“教育”
最早实践了胡适对于“整理国故”的体例设计的，是顾颉刚。其直接背景是随着国语成为官方确立的教学语言，使用白话文编撰教科书与读本的要求也就不仅限于国语一科。1922年3月，顾颉刚应约为商务印书馆编撰《现代中学本国史教科书》。5月，他以白话文“今译”了《尚书》中的《盘庚》与《顾命》两篇。1925年1月，顾颉刚在《语丝》杂志的“古史杂论”专栏中发表了《〈盘庚〉中篇今译》一文，[35]广受好评。时任北京平民中学教员的陈彬龢认为“平日视为畏途而难解的《尚书》，现在有了顾先生这样平易的译笔，不啻走在荆棘中找到康庄大道似的了”。他将此文应用于教学实践，“结果很好”，学生“读了很有兴趣”。经他约稿，顾颉刚的《〈盘庚〉上篇今译》于同年5月在《北京平民中学半月刊》上连载发表。[36]8月，受到鼓励的顾颉刚又完成了《金縢》一篇的“今译”，并随即发表在《语丝》杂志上。[37]而三篇“今译”的体例均是由胡适提倡的白话文注释、翻译与导读三个部分组成。
顾颉刚
正是顾颉刚的三篇“今译”《尚书》的作品，给时任绍兴春晖中学教员的朱自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为《经典常谈》写作序言时，他将顾颉刚的这一尝试视为“新文化人”进行“经典教育”的先驱。他说：“顾颉刚先生用浅明的白话文译《尚书》”，“这样办虽然不能教一班人直接亲近经典，却能启发他们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而《经典常谈》“也只是向这方面努力的工作”。[38]在收录于1948年4月由上海文光书店出版的《标准与尺度》一书中的《古文学的欣赏》一文中，朱自清又再度表彰了顾颉刚“今译”尚书的重要贡献。在他看来，“‘五四’运动以后，整理国故引起了古书今译”，“顾颉刚先生的《〈盘庚〉篇今译》，最先引起我们的注意。他是要打破古书奥妙的气氛，所以将《尚书》里诘屈聱牙的这《盘庚》三篇用语体译出来，让大家看出那‘鬼治主义’的把戏”，“他的翻译很谨严，也够确切；最难得的，又是三篇简洁明畅的白话散文，独立起来看，也有意思”。[39]朱自清的评价虽然兼及学术史与文学史，但贯穿其中的主线显然还是教育家的立场。而他本人，也正是通过顾颉刚的三篇“今译”，完成了对于《尚书》的“经典训练”。从这一角度来看，朱自清写作《经典常谈》便是旨在将其青年时期接受经典教育的成功经验“金针度人”，传递给更为年轻的一代读者。其中蕴含的正是他对于“经典”应当如何“教育”的思考。
朱自清在《经典常谈》的序言中自陈：“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40]此语并非故作谦虚，而是道出了此书的写作方法。例如，在《〈尚书〉第三》一篇中，朱自清的核心观点即完全根据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而得出。其中对于东汉古文经学家王肃如何通过伪造《古文尚书》将《尚书》的主要思想由“鬼治主义”篡改为“德治主义”的辨析，尤其精彩。但这一部分不是朱自清的研究心得，而是直接参照顾颉刚在“今译”《盘庚》一篇时写作的导读及其在《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一文做出的论述完成的。在其他各篇中，他整合顾颉刚的观点之处也还有不少。而在《经典常谈》中引用到其他学者，则有更多。
在《经典常谈》中，朱自清借鉴研究成果的学者计有容庚、陈梦家、顾颉刚、李镜池、余永梁、洪业、雷海宗、郑鹤声、冯友兰、游国恩、周作人、罗根泽、朱希祖、胡适、胡小石、傅斯年与梁启超等近二十家。需要说明的是，其中对于梁启超的引用是在《文第十三》一篇中，引用的具体内容是其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于自家“新文体”的夫子自道，[41]而非研究成果。除此之外，引用其他各家之处均为其对于相关经典的学术论述。而其他各家无一例外都是朱自清的同代学者，这正应了他所谓“尽量采择近人新说”的写作原则。
实际上，《经典常谈》中的十三篇导读文章不仅篇幅不一，程度也各有深浅。篇幅最长的一篇为《文第十三》，其次是《诗第十二》。而篇幅较短的《三〈礼〉第五》《〈春秋〉三传第六》《“四书”第七》与《〈战国策〉第八》等篇的长度则几乎只有其三分之一甚至不到。通读全书，可以明显感觉到朱自清在各篇用力不均，得心应手的程度也有很大不同。《〈诗经〉第四》《诗第十二》与《文第十三》是他写得比较收放自如，同时也洋洋洒洒的三篇。吴小如在1947年读到此书后当即就表示：“这本书中我认为写得最好的，乃是谈‘诗’与‘文’的两部分，抵得上一部清晰精到的文学史，甚至比那些粗制滥造的整部文学史还好。”[42]吴小如如此立说，原因在于朱自清对于相关领域涉及的问题多有专门研究。他的《文第十三》一篇在完成以后，曾以《中国散文的发展》为题于1939年在《中学生》杂志上连载发表。[43]而其余各篇，在成书之前均未单独刊行。不过，《〈诗经〉第四》与《诗第十二》两篇中的部分内容是根据他自己此前的论文《言志说》与《赋比兴说》修改而成的，这两篇论文最终收录到1947年他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诗言志辨》一书中，[44]而此书可谓朱自清学术著述的真正代表。在这三篇以外，其余十篇在写作时主要是缀合与化用了“近人新说”，朱自清自己的判断并不多。他的引用范围不仅限于已刊著作，还包括当时同在昆明的部分学者的未刊手稿，例如雷海宗的《中国通史选读》与陈梦家的《中国文字学》。[45]这些未刊手稿的使用，一方面固然说明了战时中国学术著作的出版屡有延宕这一事实，但另一方面更反映了朱自清及时采纳学界最新成果的良苦用心。
可以说，《经典常谈》并不是一部呈现朱自清个人思考的学术著作，而是他在“新文化运动”以降学界已经取得的研究传统经典的成果基础上，致力将这些专业论述整合起来加以推广的一本通俗的文化读本。其定位是在学界与普通青年读者之间发挥“摆渡”功能。而这也正是教育的功用。
正因朱自清意在为青年读者提供关于传统经典的基本知识，所以当学界在某一问题上的普遍看法与他自己的观点产生冲突时，他也会采用众说，以尽为普通读者提供“常识”的职责。例如，在《文第十三》一篇中，朱自清谈及了“新文化运动”。他说：
这时代是第二回翻译的大时代，白话文不但不全跟着国语的口语走，也不全跟着传统的白话走，却有意地跟着翻译的白话走。这是白话文的现代化，也就是国语的现代化。中国一切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语言的现代化也是自然的趋势，并不足怪的。[46]
在这段论述中，朱自清以“翻译的白话”为现代中国“语言的现代化”的方向，这是当时学界的一般看法。而他本人其实具有相当不同的意见。早在1932年评论穆时英的《南北极》与张天翼的《小彼得》时，他就已经指出：虽然“国语体（即胡适之，陈西滢诸先生的文体）是我们白话文的基调”，“欧化体和创造体曾经风靡一时”，但国语的现代化“不妨尽量地采用活的北平话，和我们的国音现在采用北平话一样”。[47]朱自清将此文题为《论白话》，目的正在于凸显他的这一观察。同年，他又以新诗的语言演进为例，再度表示：“早期白话诗文大概免不了文言调，并渗入欧化调，纯粹口语成分极少。后来口语调渐渐赶走了文言调，但欧化调也随着发展。近年运用纯粹口语——国语，北平话——的才多些。”[48]对于在“新文学”阵营中使用北平话写作的代表作家老舍，朱自清也从很早就给予了关注，并且及时做出了肯定评价。[49]而本为浙江绍兴人的他，在自己的写作中也自觉融入了大量北平话的元素。例如，在《经典常谈》中，他就频繁地使用了“儿化词”与“呢”字，[50]有意参照北平话的特征锻造了自家的述学语言。
不仅在个人观点与学界新近的普遍看法之间，朱自清毫不犹豫地采纳了后者。在《经典常谈》的行文过程中，他还专门使用了“拟演说体”，模仿在课堂上传道解惑的声口，拉近了与青年读者之间的距离。在他看来，“思想，谈话，演说，作文，这四步一步比一步难，一步比一步需要更多的条理；思想可以独自随心所向，谈话和演说就得顾到少数与多数的听者，作文更得顾到不见面的读者，所以越来越需要条理”，“语脉和文脉不同”，但“说话可以训练语脉；这样获得的语脉，特别是从演说练习里获得的，有时也可以帮助文脉的进展”，“所以要改进作文，可以从练习演说下手”。[51]这是一位从中学教到大学，并且长期关注教育问题的资深教授的经验之谈。朱自清关注的教育问题，不仅涉及学科建构、课程设计与专业著述等层面，更包括教科书与读本编撰，甚至十分具体的教学方法。在写作《经典常谈》时，“读者”的因素可谓从未“缺席”，他拟想中的“听众”一直都以“在场”的方式左右着他对于文章尺度与感觉的经营。十三篇导读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在娓娓道来中开笔：
中国文字相传是皇帝的史官叫仓颉的造的。这仓颉据说有四只眼睛，他看见了地上的兽蹄儿、鸟爪儿印着的痕迹，灵感涌上心头，便造起文字来。文字的作用太伟大了，太奇妙了，造字真是一件神圣的工作。但是文字可以增进人的能力，也可以增进人的巧诈。仓颉泄露了天机，却将人教坏了。所以他造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说文解字〉第一》）
在人家门头上，在小孩的帽饰上，我们常见到八卦那种东西。八卦是圣物，放在门头上，放在帽饰里，是可以辟邪的。辟邪还只是它的小神通，它的大神通在能够因往知来，预言吉凶。算命的，看相的，卜课的，都用得着它。他们普通只用五行生克的道理就够了，但要仔细推算，就得用阴阳和八卦的道理。（《〈周易〉第二》）
屈原是我们历史里永被纪念着的一个人。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相传便是他的忌日；他是投水死的，竞渡据说原来是表示救他的，粽子原来是祭他的。现在定五月五日为诗人节，也是为了纪念的缘故。（《辞赋第十一》）[52]
这类叙述，显然不是学术论文的写法，而叙述的内容，纯粹从学术的角度而言，也不无可以推敲之处。但朱自清明显也在讲求一种“文章作法”。这些现场感极强的文字，与他对于自己是一位“国文教师”的定位直接相关。他说：“我是一个国文教师，我的国文教师生活的开始可以说也就是我的写作生活的开始”，“这就决定了我的作风”，“是国文教师的环境教我走到这一路”。[53]所以在《经典常谈》中，朱自清既是以学者的身份在论学，更是以“国文教师”的思路在授课。换句话说，此书在肩负了“经典训练”的使命同时，也具有“国文训练”的功能。而后者也对于“新文学”乃至“新文化”本身的内涵多有拓展。
当朱自清写作《经典常谈》时，“新文学”与“新文化”已经站稳脚跟，开始担负起参与“抗战救国”的历史责任。因此曾经对于传统经典持有激烈批判态度的“新文化人”也转向表彰其间的积极因素，肯定其在“国民教育”中作为“文化训练”载体的重要作用。但态度调整并非简单的立场反复，“新文化人”依旧是在当初“新文化运动”的延长线上完成的对于传统的接纳。只不过由于时过境迁，“新文化”本身的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所以在其面对传统经典时姿态也随之调整为主动与开放。而被接纳的传统其实只是经典中可以适应“现代生活”以及现代国家建设的部分，而非“读经”的老路被重新认同。是故，《经典常谈》虽是一本小书，但昭示的却是“新文化人”自我演进的大道。什么“经典”，怎样“常谈”是在教育史的视野中考察经典问题的核心线索，而朱自清正是凭借其站在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与教育史的多重背景的交汇处，为“新文化人”应当如何回应这一问题成功地“发凡起例”。
2016年11月10日，于京西畅春新园
注释：
[①] 《经典常谈》自1990年代以来先后入选了多种具有普及性质的传统文化读本丛书，例如，“蓬莱阁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大家小书”（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与“跟大家学国学”（中华书局2009年版）等。
[②] 朱乔森：《编后记》，《朱自清全集（第六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58页。
[③] 2011年9月，朱自清的《经典常谈》与《诗言志辨》两种专书，被选入由商务印书馆主持的以“晚清以迄20世纪80年代末，为中国学人所著，成就斐然、泽被学林之学术著作”为收录标准的“中国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合刊出版。
[④] 朱自清：《写作杂谈》，《朱自清全集（第二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106页。
[⑤] 关于朱自清参与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主持的中小学国文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及其在这一过程中与杨振声、沈从文等人的合作情况，参见宋雪：《一本书背后的故事——〈经典常谈〉的战时写作与学人知识互动》（未刊稿）。
[⑥] 语出朱自清1937年10月28日日记。《朱自清全集（第九卷）》，第494页。
[⑦] 朱自清：《序》，《经典常谈》，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版，第4页。
[⑧] 朱自清：《序》，《经典常谈》，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版，第1页。
[⑨] 朱自清：《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国文月刊》第1卷第2期（1940年9月）。
[⑩] 朱自清：《论教本与写作》《国文月刊》第1卷第10期（1941年9月）。
[⑪] 朱自清：《序》，《经典常谈》，第3页。
[⑫] 鲁迅：《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京报副刊》1925年2月21日。
[⑬] “文明批评”出自鲁迅书信中的论述，参见鲁迅：《250428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6页。
[⑭] 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晓冰译，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1页。
[⑮]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5页。
[⑯] 参见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一册，朴社1926年版。
[⑰] 参见陈来：《冯友兰的“伦理概念”说——兼论冯友兰对陈寅恪的影响》，《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冯友兰的两篇文章，分别原载《现代评论》“第二周年纪念增刊”（1927年1月）以及《社会学界》第1卷（1927年6月）。
[⑱] 关于“价值中立”，参见马克斯·韦伯：《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7—194页。
[⑲] 例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民学校用新体教科书》（1920）、《中等学校用白话文范》（1920）与《新学制国语教科书》（1922），以及中华书局出版的《新教育国语读本》（1920）等，都是在“国语运动”成功初期颇具影响且为多所中小学校采用的白话文教科书与读本。
[⑳] 王风：《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时运推移与文章兴替——中国近代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9页。
[21] 朱自清：《序》，《经典常谈》，第3页。
[22] 朱自清：《论青年读书风气》，《朱自清全集（第四卷）》，第334—335页。
[23] 除此之外，张奚若主张“停办”副刊的理由还有“看副刊的是学生，做副刊的也是学生。拿副刊作教科书，固属荒时，藉副刊作出风头的场所，更属堕志”以及“报纸原来是为社会上一般人看的，不单是为学生阶级看的。拿投好于学生的废纸，日日去讨厌那非学的，似乎有点不公道，似乎不是营业家所应取的手段”。张奚若：《副刊殃》，《晨报副刊》1925年10月5日。
[24] 志摩：《〈副刊殃〉附记》，《晨报副刊》1925年10月5日。
[25] 参见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鲁迅全集（第六卷）》，第301页。
[26] 朱自清：《序》，《经典常谈》，第3—4页。
[27] 佩弦：《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文学周报》第224期（1926年）。
[28] 曹聚仁：《从一件小事谈起》，《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修订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页。
[29] 参见章太炎先生演讲：《国学概论》，曹聚仁编，泰东图书局1922年版，第2—5页。
[30] 关于《经典常谈》与“整理国故”思潮之间的关系问题，参见邓乔彬、王晓东：《〈经典常谈〉与“整理国故”》，《文史知识》2009年第1期。
[31] 朱自清：《序》，《经典常谈》，第1页。
[32] 参见章太炎在《国学概论》一书“概论”部分中的关于“治国学之方法”的论述。在他看来，“通小学”乃是“治国学”的基础。参见章太炎先生演讲：《国学概论》，第15—20页。
[33] 朱自清：《序》，《经典常谈》，第2页。
[34] 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东方杂志》第18卷第16期（1921年）。
[35] 顾颉刚：《〈盘庚〉中篇今译》，《语丝》第11期（1925年1月）。
[36] 顾颉刚：《〈盘庚〉上篇今译》，《北京平民中学半月刊》第1、2期（1925年5月）。
[37] 顾颉刚：《〈金縢〉篇今译》，《语丝》第40期（1925年8月）。
[38] 朱自清：《序》，《经典常谈》，第3页。
[39] 朱自清：《古文学的欣赏》，《标准与尺度》，文光书店1948年版，第119页。
[40] 朱自清：《序》，《经典常谈》，第4页。
[41] 参见朱自清：《文第十三》，《经典常谈》，第167页。
[42] 吴小如：《读朱自清先生〈经典常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页。
[43] 朱自清：《中国散文的发展》，《中学生》1939年第10、11期。
[44] 参见朱自清：《诗言志辨》，开明书店1947年版。
[45] 在《经典常谈》的序言中，朱自清特别感谢“雷海宗先生允许引用他还没有正式印行的《中国通史选读》讲义，陈梦家先生允许引用他的《中国文字学》稿本”。朱自清：《序》，《经典常谈》，第4页。
[46] 朱自清：《文第十三》，《经典常谈》，第167—168页。
[47] 朱自清《论白话————读〈南北极〉与〈小彼得〉的感想》，《你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18、219页。
[48] 朱自清：《论朗读》，叶绍钧、朱自清合著：《国文教学》，开明书店1945年版，第165页。
[49] 参见1929年2月朱自清写作的《〈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你我》，第198—208页。
[50] 关于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使用“儿化词”与“呢”字的情况，参见钱伯城：《〈经典常谈〉导读》，朱自清：《经典常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51] 朱自清：《写作杂谈·文脉》，叶绍钧、朱自清合著：《国文教学》，第184页。
[52] 朱自清：《经典常谈》，第1、13、113页。
[53] 朱自清：《写作杂谈》，《朱自清全集（第二卷）》，第1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