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外缘与内涵

法治只是政治现象的一隅，司法更是法治现象的一环。仅倾心于法治而不顾及他事，很难收法治的功效而使法治现象合理化。仅课责于司法而不重视外因，很难达到司法使命而使法治现象健全化。法治对于管理众人的事，并非万病一针的药，在法治的外缘上还有许多”婚姻关系”同时存在，司法对于管理众人的事的法治，也非只此一家的店，在法治的内涵上还有许多“昆仲的关系”同地光临。那么，法治的外缘与内涵，又是些什么?

关于管理众人的事所用的方法，过去曾有两种对立的主张：一个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人治，一个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治。但“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行法的人不好，好法也要变成坏法，这就归结到“有治人无治法”的论断。反而言之，不要说五百年乃有王者兴，而众人的事的管理却难中断；且“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没有一个衡量是非，并须实现其效果的客观标准，也不容易将众人的事管理得好，这又归结到“有治法无治人”的答案。所以人治与法治应该相辅而行，不可偏废其一。有了好人，当然会有好法，有了好法也能造就好人，人固非为法而生，法却能为人所有，这是无可置疑的。据此，在法治的外缘上已有人治与之表里相亲了。

不过，要政治现象不断地走上理想的境界，我觉得在法治、人治以外，管理众人的事还得注意到礼治和器治两种方法。庆赏的礼节、祭奠的大典、国际的礼貌，固然是礼治的任务，然尤莫重于“礼者事之宜也，协诸义而协，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因为时代开展，社会进步有许多新事实不能萧规曹随，必须改弦更张。所以在立法方面不能不有新的创作，在行政方面不能不有新的先例，在司法方面不能不有新的判解。这些，都是以礼行义或以义行礼的道理，不是拘守旧有条文，力避扩张解释所能奏效。至于器治的“器”字，是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来，也就是科学之治，当今科学时代，对于众人的事的管理，尤不能不采用这种方法。譬如说，证物真伪的鉴定，尸体解剖的检验，都要信科学的方法，即如法司问案，也应该以录音与笔录并用，而在语言不通的对话之间，不经过通译，而直接利用翻译的耳机听话，岂不更为确实可信？这样，较以法治补救人治的不足，又进一步并使法治也得到真实的效果。据此，在法治的外缘上除人治外，还有礼治、器治两位“亲属”相互依赖，使管理众人的方法，骥足而四，乃能负千钧之重达万里之程。假令不同时并重依人为治、依礼为治、依器为治的三种方法，单靠依法为治的方法，对于众人的事的管理总是有缺陷而难圆满的。

单就法治现象来说，在法治的内涵上也不是专靠司法一木独支大厦。法治大厦的巍然存在是有四个大柱合力支持，并有全部础石奠定它的根基。这四个大柱：第一是立法，过去王言即法，君命曰令，已经不合时代而淘汰了。今日，由全国人民选出代表立法，显见法律是国民总意的表现；立法者也只能顺应全国人民的需要而立法，不能单凭个人意识而创作。恶法亦法，后法优于前法的话，不是立法者的金科玉律。既知其为恶，何以不来改善？既知前法不合需要，何以不予废止？从而立法方面如有偏见或疏失的地方，也就首先影响了法治的精神。第二是行法，这系指广义的行政部门所应负的任务而言，他们依据法律，执行庶政，而其自由裁量的领域，依然是法律开放给他们的。所以行政命令无论是规程、是规则、是细则、是办法，都不能违反法律，抵触法律或变更法律。从而行法方面如有主见或差错的地方，也就容易影响了法治的精神。第三是司法，或则处理民刑事件，或则受诉行政事件，都应依法而为，不可造次。广义的司法是包括军法在内，现役军人固应受军事审判，非现役军人而在戒严地域犯有一定的罪名，也应受军事审判，这都是本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而然。司法贵直不贵曲，尚正不尚偏，最忌受任何外力的干扰，受任何主观的支配。从而司法方面如有成见或违误的地方，也就继续影响了法治的精神。第四是明法，这是指任何解释法律，阐明法律，或评判法律望其改进的任务而言。有权的明法者是大法官，有职的明法者是公设辩护人，而律师、专科以上学校的法学教授，以及社会上负有盛名的法律通家、法律学家、法律专家都负有明法者的任。要是明法者稍不注意而偏差，甚或立奇说、唱异调，也就不免影响法治方面的正确观念和其精神。立法、行法、司法、明法四个大柱，各有岗位，必须通力合作，才可使这座大厦与国家同其命运，水远地发出万丈光芒！

然而最要紧的还是奠定法治大厦根基的全部础石；那就是说，全国人民不问性别、宗教、党派和官民、贫富都得守法。立法者的立法须遵守一定的立法程序，行法者的行法须遵守法定的处务程序，司法者的司法须遵守确实的诉讼程序，明法者的明法，像大法官有其会议规则，像公设辩护人和律师都有其应遵守的法规章则。这些均系支持法治大厦四个大柱本身任务上应守的法是不用说了。推而任何一个人在其依法行使政府权或公民权的时候，固然立在治者的地位，但除此以外，同时具有被治者的身份，那就是人民的守法义务了。多数人都很守法，自然减少了司法方面的讼源，防止了行法方面的困扰，避免了立法方面的法条滋章，帮助了明法方面的积极建树。而且能守法的人必然是修身立德、知礼明义的人，其智慧才能更足以济世，并不用来济恶。不特有益于法治，还是人治、礼治、器治各种管理众人的事的方法，为其实施上起的条件，至于全国人民必须守法的基本原理和其对于个人的利害关系，那又是另一方面的问题，不必详明于此，然面正因全国人民应该先天地守法，不容其不作为法治大厦的础石，这更系建立理想国家的必然了。

（本文选自《陈顾远文集》第三卷）

第1卷：中国法制史概要

《中国法制史概要》是公认的法制史名著，堪称以近代部门法理论研究中国法制史的经典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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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卷：中国婚姻史

该著作在民国时期和1950年代以后台湾地区的学术教育界有重大影响，是现代中国婚姻史研究领域开山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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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卷：陈顾远法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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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卷：陈顾远散文集 （待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