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天纲 禄是遒其人 禄是遒（Henri Doré，1859-1931）神父，生于法国，在勒芒神学院预科毕业后，于1882年晋铎。因国内反教风气严重，他去苏格兰加入耶稣会。1884年来中国，用一年时间在上海学习了中文口语和写作，去安徽传教，直到1895年因健康问题回到上海。在徐家汇耶稣会总部进修、疗养一年后，又到江苏各教区传教。  在华传教士（资料图） 禄是遒神父一直在“两江总督”管辖范围之内，即天主教法国耶稣会巴黎省负责传教的“江南教区”农村工作，历三十多年。上海西郊的徐家汇，是法国耶稣会在江南传教事业的后方基地，禄是遒神父常常回到上海，从事避静、进修、研究、疗养和教学活动。 1918年以后，因积劳成疾，患上了慢性肠胃病，健康每况愈下，他就留在上海，在耶稣会徐家汇住院专事研究工作。同时，在上海主教区的董家渡沙勿略堂讲道，在卢家湾震旦学院讲课，在洋泾浜救济院做慈善工作。 1931年12月，经长期病痛之后，他在徐家汇路（今华山路）圣母圣心会的普爱堂（241弄7号）去世。享年72岁，留居江南47年。 为便于传教，而研究中国民间宗教 传教士研究中国民间宗教，动机非常自然，他们需要了解当地宗教状况，以便传教。禄是遒神父研究中国民间宗教，起因也是传教。按本书序言的交代，作者出版这一著作的主要目的，是要帮助在乡间的同事们，即那些新近从西方到达，还不了解中国人宗教状况的传教士们。这些人总有一天要碰到民众的宗教信仰问题，因此，他们必须对中国人如何思想，他们的信仰和崇拜方式有一些了解。有此配备后，他们就会少冒犯一些当地人的成见，可以“更好地推进将基督教真理植入这块土地的伟大工作”。  在华传教士（资料图） 除了这个审慎传教的目的，即按照作者的设想，把中国人的民间崇拜方式整理出来，供传教士查阅，不要无故冒犯中国人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实用目的：一、为从事“比较宗教学”的学者，提供一套研究东方信仰的范本；二、给一般读者提供一种读物，用以了解下层民众信仰中的“中国的真宗教”。 既具神学气息，又是科学著作 值得注意的是，处于讲“科学”的十九世纪，宗教研究也渐渐“科学化”。禄是遒神父已经不能再孤立地使用基督教神学来评判“异教”，必须结合“比较宗教学”、“人类学”等科学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民间宗教。按他的意思，重要的不是批判“迷信”，而是要揭示一个“真正的中国”。  老上海（资料图） 禄是遒以为，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能够引领中国的理想，却不能代表中国的真实，他说：“真正的中国，在通商口岸城市很少存在。文明在这里起着作用，将中国人提升到一个比其乡村同胞较高的层面。所以，谁要想研究中国的真实生活，就必须在遥远的地区，即一些离奇的老镇，一些边远省份的隐蔽村庄来观察中国，这就是传教士所作的。”为此，禄是遒作为传教士在江苏、安徽两省二十多年，从事左右中国人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宗教，和其他无穷无尽的迷信的研究。“他访问了市镇、庙宇和寺观，向人们询问神公、神母、地方神祇和神仙人物，为他未来的巨著收集了珍贵的材料”。这种“田野调查”，已经接近了现代人类学的方法。 作者虽然力求“科学”，但我们也不能说《中国民间崇拜》已经是一部摆脱神学气息的科学著作。在一百多年前人类学、社会学、比较宗教学草创时期，一个天主教耶稣会士必然还会有很多“非科学” 的关怀。正如作者交代的，这套书的主要读者，是他的传教士同事，其次才是一般西方读者。这样的读者定位，以及作者自己的价值倾向，使得本书对中国的民间崇拜作出符合时代的评判。比如，作者和译者们，把“符咒”判断为“迷信”，指出它们“在人们中激起一种求利与恐惧之心，远胜于真正的（对于上帝的）崇尚和荣耀。任何访问过中国都市寺观的人都很容易发现这点。它也助长了多神论倾向，从而导致对于上帝的忽略”。 显然，这是用基督教“一神论”和“基督论”作为判断标准，说他们是“基督教中心论”也是可以。 然而《中国民间崇拜》是一部超越前人的划时代巨著。以前有人（如李提摩太、苏慧廉）论述了中国“三教”和民间信仰，也有人（如九卢公明）研究某—地区民间宗教，但像禄是遒神父这样积几十年之力结合文献研读和田野调查，以如此巨大的篇幅来记录、介绍和研究社会中的信仰活动历史上绝无仅有。 《中国民间崇拜》的出版 禄是遒神父先在安徽、江苏等地用法文写作，在徐家汇的土山湾印书馆出版。晚年回到上海基地后，他的徐家汇同事，爱尔兰籍耶稣会士甘沛樹（1859-？），联络了远在香港天主教修院的爱尔兰籍会士芬戴礼（1886-1936）—起，将这套书翻译成英文。  《中国民间崇拜》（资料图） 法文原版分两部分，共十六卷，英文翻译本合并为十卷。相比法文版，英文版是一个比较好的版本。法译英的时候，禄是遒神父还在世，他懂英语，有什么翻译问题，他们一起商量解决。英文版的翻译，两位母语是英语的神父参照了英、美、德、荷、比等非法语学者研究中囯民间宗教的著作，相互印证，视野更广阔，也便于读者引用。更重要的是，翻译过程中，对引用的中文古籍做了仔细的核对和订正，做了更多的注释，使研究更加精确。 英文版做了大量的修订、增写和注释，可以说是一部新的著作，更加值得重视。英文版的第一卷于1914年由土山湾印书馆印制发行，接下来三卷分别在1915年、1916年发行，全书大约于1932年左右完卷。 《中国民间崇拜》获得法国主流学术界认可 《中国民间崇拜》甫出版，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授予他们一个特别奖，这是法国主流学术界对于教会学术界的承认，非常难得。  法兰西学院（资料图） 法兰西学院是“学院派”，是欧洲“科学”和“理性”的倡导者和坚守者，通常对天主教神学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他们乐意承认在华神父学者们的“中国民间崇拜研究”，原因有二：一，法国学院派“汉学”受耶稣会“汉学”影响很重，法兰西学院汉学家雷慕沙（1788-1832）、儒连（1797-1873）的中国宗教研究，直接继承了法国耶稣会士“汉学”；二，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杜尔克姆的学生葛兰言（1884-1940）个人关注禄是遒神父的研究。葛兰言于1911年在北平留学，留居平、沪两年。1919年完成博士论文《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成为法国最有影响的汉学家。禄是遒、甘沛澍和芬戴礼在这套书的著述中，不断引用该著作，试图加重“学院派”色彩。 葛兰言的中国宗教研究，继承杜尔克姆社会学方法，改变过去的基督教神学取向，把古典文献和田野考察结合，建立“比较宗教学”。《中国民间崇拜》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和法国本土的宗教学新潮流相契合。 《中国民间崇拜》具有很高的存真价值 禄是遒等人的《中国民间崇拜》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正如作者们所希望的那样，作为一部中国民间宗教的资料大全，本书的存真价值非常高。在中国大陆一百年的“移风易俗”之后，本书记载的“迷信”许多不能找见。当年人们习以为常的风俗、规矩、礼仪、祭拜、禁忌、符号都荡然无存，只留在遥远的记忆中。现在要了解我们祖先的生活，追溯中国文化的来源，只能依靠这些纸上踪影了。1966年，台湾文成书局全套影印了英文版，供学者使用，其中的珍贵资料常为人所用。  《中国民间崇拜》记录的资料（资料图） 江南一带，盛行符箓，是道教“正一派”盛行的地区。龙虎山天师道、茅山上清派、阁皂山灵宝派各有符箓，称“三山符箓”。符咒的最大功用是驱魔，把符咒贴在病家的患部，取下烧成灰烬，调在酒或水吞服，用来治病。据说，仅龙虎山天师道就有三十六箓，七十二符。道士们用它们治病、驱鬼、求神，曾经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自近代“移风易俗”、“新生活运动”、“反封建迷信”之后，短短几十年间风卷残云。在上海这样的现代城市里根本见不到符箓了。前几年，江苏茅山重新印制了几本符箓图册，仅十几幅而已。而《中国民间崇拜》则收录了百多幅。据作者说，他在扬州、高邮、南京、芜湖、和州、含山、无为等地的“纸马店”里，购买到这些符咒；参观寺观的时候，僧人、道士也送给他很多幅。有些符咒，还能在诸如《趋吉避凶全书》《增补密传万法归宗》等书里找到，发表的只是他整理出来的一部分。幸亏有这部著作，为我们保留了一边多年前的符箓原本，供我们观赏研究。 禄是遒对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信仰活动，做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收集和描述。经过他的收集整理，中国各宗教（包括对其“宗教性”有争议的儒教）的信仰特征暴露无遗。有了这样一部著作，再要说中囯本土文化当中没有宗教，就很难了。而且，《中囯民间崇拜》揭示的宗教性也存在于儒家之中，就不能说儒家不是宗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冯友兰先生力辩“儒家非宗教”，但鉴于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的确凿记录，他不得不承认禄是遒在书中描述的儒家礼仪确实是“宗教性的”。进而依据孔德的定义，说儒家是一种“人文主义”的“人文宗教”。 《中国民间崇拜》是集体成果 《中国民间崇拜》是禄是遒神父的个人作品，但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在华耶稣会士们的集体帮助。上海徐家汇耶稣会住院内良好的学术环境，给禄是遒神父的帮助尤其重大。这里学术机构众多，学者人士云集，学习条件优越，曾经产生出大量优秀的学术作品，《中国民间崇拜》只是其中一种。在这套书的出版之前，已经有中国籍耶稣会士黄伯禄（斐默）的中国迷信研究著作出版，禄是遒神父显然运用了其中材料。  黄伯禄遗稿（资料图） 黄伯禄（1830-1909），江苏海门人，1851年参与上海徐家汇依纳爵公学的创办与教学，通法文、英文。1860年晋铎，1875年任徐汇公学校长，一直在徐家汇从事文教工作，直到去世。撰有《训真辩妄》、《集说诠真》、《集说诠真续编》、《正教奉褒》、《正教奉传》等著作，是中国天主教会中学术渊博，著述丰富的著名华籍耶稣会士。 由于釆纳了《训真辩妄》、《集说诠真》的成果，使得《中国民间崇拜》的中文文献基础非常扎实。很多说法，都有确凿的文献来源。 对于研究立场的一些反思 现代学者批判禄是遒的著作中有“可怕的西方化意象”。这样的批评，表达了当代西方学者对于自己过去历史上的“殖民主义”的深刻反省，是—种可贵的良知。扬弃旧时代“基督教中心论”的宗教研究，对于今天众教平等的宗教学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以今律古”，看在—百多年前，禄是遒是否比其他人有更多的“西方化意象”，如果不是，相反还比他人更多些客观，则就要承认在华耶稣会士和新教传教士对中国宗教研究的开创之功。只要比较基督新教著名的“反迷信”中文著作《破除迷信全书》，就可以看出天主教耶稣会士对中国迷信的批评，相对温和。和西方流行的其他极端反异教、反迷信的作品相比，在华传教士的中国宗教研究，又是相对温和。 上海徐家汇的耶稣会士们，他们还在继承利玛窦以来的“汉学”传统，比较尊重中国文化，从而超越欧洲十九世纪强烈的“基督教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容纳东方，接受中国。他们研究中国宗教的目的之一，主要还是希望西方的基督徒们能够正视中国文化。这种态度，值得肯定。再者，反过来说，中国读者为什么不能也像当代西方学者一样，经常反省一下自己的历史过错，一定都要读到对自己文化的赞词才高兴呢？“闻过则喜”，很难做到，却很有意义。（编辑：若水）  （腾讯道学整理发布，略有删节，文/李天纲，复旦大学宗教学系博士生导师。原文为《禄是遒和传教士对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转载自“道教学术研究”微信公众号。） (责任编辑：admin) |